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生态农业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人来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首先应该满足吃喝等基本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便从农业生态文明的文化维度体现出对农作物、食品和人们身体健康等问题的关注，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食品的污染以及掺假两个角度展开的。马克思认为“爱尔兰人……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是腐烂的马铃薯，变坏的马铃薯。”这使得马铃薯病变，食品污染，造成了19世纪的爱尔兰饥荒。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资本家们贪婪的本性，他们给工人吃的都是最廉价、质量最差的食物，“蔬菜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深刻揭露了食品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威胁，以致于马克思说“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不如说是在于饮食方面。”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食品掺假行为，咖啡粉、咖啡豆、糖、茶叶、胡椒、葡萄酒等商品被肆意掺假，不仅使资本家发家致富是建立在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假冒产品的隐蔽性更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了潜在的持久伤害。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关注食品安全问题时，主要是从城市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的，这是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当时主要出现的城市，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不可分。虽然在农村并不明显，但他们却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污染向农村的转移，这一点已经被今天的现实所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因为农村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质量，而广大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正是构建良好农业生态环境的基础。
（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城乡对立对农业生态的破坏，并提出了超越城乡对立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与资本主义城乡对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其“新陈代谢”理论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展开了对由资本主义城乡对立引起的农业生态破坏的批判。马克思超越生理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新陈代谢”的含义，将其认为是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产生的相互作用，由于资本家对金钱的贪婪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发生异化，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新陈代谢断裂”，即“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马克思分析了这种断裂的具体表现，城市中由于生产和消费周期的缩短而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垃圾，而农村却资源紧缺，甚至还要接受城市里工业污染的侵蚀，进而造成了城乡对立的局面，其后果一方面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工人贫困，更重要的是掠夺了土壤肥力，使土地日益贫瘠，加速了土地资源的枯竭，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恩格斯也从资源浪费现象入手，分析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和隔绝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生态破坏现象。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入手，认为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作为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需要返还于土壤，以此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此外，他们着重从社会角度，即超越城乡对立的角度来提出解决方案，城乡之间需要更多的互动，城市突破土地限制，而农村则分担城市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压力，以达到较高层次的融合，才能逐步修复“新陈代谢断裂”链条，促使生态环境好转。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开展城镇化进程，由于体制机制以及市场经济的弊端等原因，由农村土地污染、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新陈代谢断裂”现象仍比较突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可以为当前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提供有益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农业生态存在的诸多问题后，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也把这一观点带入到农业生态领域。比如在农业生产方面，应该采用现代农业方法取代或者改进传统的农业生产，“现代农业方法”正是指的利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给排水、灌溉、土壤及肥料处理等，如此一来，农业生产发展了，农业生态环境同时也会得到改善。面对日益贫瘠的土地，马克思认为：“同样的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更是直接指出了利用化学或者机械技术改良土壤肥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发展的现实途径，“有的土地被看做坏地，……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就变成好地了。”在这里，“克服障碍的手段”正是指的农业科技手段。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农业发展中科学技术作用的重视，蕴含了其农业生态的思想。因为这里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包含着生态技术，在利用其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不但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而且还要谋求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以便更好地造福人类。在那个农业生态并不受关注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能提出契合于当代“生态农业”的观点，足见其思想的前瞻性。不仅如此，他们还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人的生理过程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经过科学的改良和加工后，再次运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中，不仅节约了资源，而且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可以发挥其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同时蕴含了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的思想，构成了今天发展“绿色、循环、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科技化和农业生态化相统一的理论基础。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分析了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大生产对生态文明的严重破坏，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根源。恩格斯指出，资本家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更多剩余价值，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农业资本家也毫不例外，他们只会考虑价值增殖而不可能考虑由此带来的生态破坏。马克思也从看到了资本家贪婪的本性，认为他们的眼里只有利润，丝毫无视其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他以森林为例，产业的发展对森林造成严重破坏，而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却起不到任何作用。“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藐视和实际的贬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都是马克思对由资本家本性带来的生态破坏的无情批判。农业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提供基本物质资料，具有可持续性，这就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剥削本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要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真正和谐统一，从根本上看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理想社会———社会，只有在社会里，人类才成为自然界自觉的真正的主人，“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社会才是人与自然间矛盾得到解决的生态文明社会。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生态思想散见于与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对于我们今天解决农村生态环境危机，构建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奠定了制度基础，创造了必要条件，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曲折性以及受发展理念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甚至造成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恶性循环的怪圈。广大农村亦不例外，村庄环境脏、乱、差，环保基础设施不到位，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镇工业污染严重，土壤污染进而引发农村食品安全问题，饮用水安全无法保证，固体废弃物乱排乱放，化肥农药污染突出等一系列问题在拷问着农村的生态环境，既危害农民健康，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到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构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生态思想能够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指导。
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造成的，人的各种活动造成了土地污染、食品污染、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所以其解决归根结底也要靠人。长期以来，我们对农业生态文明的宣传力度不够，并多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且受宣传方式以及农民本身因素的影响，效果并不理想。笔者认为，宣传工作不能走过场，更不能强制，而是应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核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想的“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功效，为推动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性作用。从宣传对象来看，要以广大农民群众为基础，以基层农村干部为关键，以各行各业劳动者为辅助，使全体人民都认识到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共同营造良好的氛围；从宣传内容来看，要结合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这一特点，将理论、方针、政策通俗化，特别要注重宣传农业生态新技术，同时通过树立典型案例，激发农民建设良好生态家园的积极性；从宣传手段来看，应注重利用各种新媒介，如村村通电视、广播、横幅、宣传单、农家书屋、农村文化舞台、文化大院、文化墙等各种载体，循序渐进，以保证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生态观中蕴含了科技思想，启示我们应注重利用科学技术的积极影响，以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促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首先，从微观角度，应大力发展农村环保技术，城市环境保护中已经广泛采用科技最新成果，但广大农村在这一方面仍很薄弱。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一环节，都应注重科技的运用，比如资源合理开发、降低能耗、污染治理等方面，在实施过程中，应引进成本低廉、操作性强、简单实用的技术，以沼气为例，其优点不言而喻，但在农村并没有广泛普及，究其原因，一是成本较高，二是现有沼气技术含量不高，易坏且难以维修，因而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具体来看，要结合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实际，加快推广环保新技术，如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经济施肥技术、侧膜栽培技术、适时揭膜技术、秸秆和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技术、绿色饲料添加技术等，以科技带来农村环境的好转。其次，从宏观角度，应注重开发农业生态技术，发展生态农业。粗放式经营增长方式的传统农业是以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农业生态思想，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应处理好技术、效率和环境间的关系，利用现有资源，加大农业技术投入，延长产业链条，依托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建立现代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资源，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西方生态农业受启于我国传统的自然生态农业。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文明曾领先于世界长达三四千年。到近、现代，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欧美发达国家将大量的机械、石油、化肥、农药投入农业，取得空前的农业产量，但同时也造成能源过量消耗、农业生态系统退化、食物安全性降低、环境污染压力加大等不良影响。由此引发西方人士对所谓“石油农业”的反思，他们转过头来考察中国农业寻求借鉴。美国农业部的Jing早在1911年就撰写了《四千年的农民》一书，介绍中国传统农业利用人畜粪便、塘泥和各种废弃物肥田的技术。德国是农业化学的发端国家，早在1924年，德国农学家鲁道夫·斯蒂纳最先提出“生态农业”的概念。稍后，美国土壤学家威廉姆·阿尔伯卫奇也提出了“生态农业”这一概念。后来，英国植物病理学家赫瓦德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的经验，于1940年出版《农业圣典》，成为指导国际生态农业的经典著作。
在生态农业理论的指导下，一些西方农业家将生态农业付诸实践，试办生态农场，如美国的罗代尔于1945年创办了著名的罗代尔有机农场。但在欧美的大面积生产中，农药、化肥的污染仍在蔓延，以至出现生机杳然的“寂静的春天”——美国女科普作家莱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揭露美国农业、商业为追逐利润滥用农药，造成生物物种减少，生态失衡，引起大哗。直到各国政府相继制定、推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政策，污染才有所抑制，生态农业才在西方逐步兴起。
美国农业在吸取生态失衡的教训之后，转而采用低投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强调农业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肥、石油的投放量控制在适合的水准，维护自然资源的自然繁殖性。法律规定所有农药都必须在联邦农业部登记，在使用的州注册，然后发放农药使用证，使用者必须经过培训合格方可领证。州农业厅每年对农药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对投诉违法的案件加以处理。对生产、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环境污染者，采用投资课税的方式，征收农药税和化学肥料税。州农业厅对农产品农药残留分析给予资金支持，逐年增加检测项目和分析样本，把农药投入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1985年美国依据《土壤保护计划》，对占全美耕地24%的“易发生水土流失土地”实行10-15年休耕，休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可从政府拿到补助金，其金额比从事耕作的收益还要多。如果补助不足，农户有权上诉，执行部门将遭受惩罚。依阿华州等州设立“农业环境质量激励项目”，规定“只有生态农场才有资格领取奖励”。明尼苏达州规定，有机农场用于资格认定的费用，州政府补助2/3。
欧洲国家对生态农业的认知较早，政策措施也较为完备。20世纪60年代德国、法国、瑞士的一些农场就已转向生态耕作。欧共体于1988年规定，为控制生产和保护环境，实行20%的农地不耕作，对恢复自然植被的农户损失进行直接补偿，农户有义务按一定比例将低产农地转为生态用地，用于野生生物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政府就此与农户立下契约，最低期限5年，长期自愿者为20年。德国与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构建了“适当的农业活动准则”，严格控制不宜施肥时期的施肥量，河流附近的畜产农户必须有家畜粪尿的处理设施。农户严格遵守准则发生的损失，由政府财政给予补贴。德国就施肥方法颁布了“施肥令”，规定化学肥料和农家肥的正确使用方法，农家必须遵守，违反者受惩罚。英国“控制公害法”将污染物流入水中视为犯罪，实行严厉的“污染者负担”制。欧共体在德国和英国的基础上于1992年6月颁发《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其环保的基准水平进一步提高，“污染者负担”原则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大。产品如何生产，哪些物质允许使用，哪些物质不允许使用，都有明确规定。所采用的附加料，都要在产品中标明其比例，只有95%以上的附加料是来自生态的，才可作为纯生态产品出售。1993年以后，欧共体各成员国都出台了资助生态农业的政策法规，斥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法国用于农业环境的资金，1992年为800万欧元，1993年上升到1.5亿欧元，增长近20倍，到2001年已高达3.7亿欧元。现在法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欧盟各国所有的资助项目都规定，农民必须按照生态农业标准耕种5年才能得到资助，否则必须退还所领款项。除了生态经营以外被要求实施额外环境措施的，相关费用由财政另行拨付。
自2000年10月到2001年间，欧盟15国连遭疯牛病、口蹄疫厄运，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振荡。人们发现高度集约化、工业化的养殖业使用畜禽的肉骨粉作为饲料添加剂，背离生物循环的自然规律，故而遭受惩罚。在沉痛的教训面前，欧盟对农业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不再一味鼓励提高产量，而是把农业食品安全、农业产品质量、农业环境保护放在首位，加大对农业科学研究、技术推广、防疫检测、农业环境建设的投入，限制集约化养殖，对农户粗放养殖的无公害畜产品给予优惠补贴。欧洲畜病刚过，美国疯牛病在2003年末又起，使美国的农业环境和农业政策面临严峻考验。
日本目前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由政府负担的农业环保政策体系，但也有部分地区已实施由当地政府负担的农业环保政策。日本政府正在探索农业环保支付水准与化肥、农药投入量的相关关系。其环境保护法严格规范畜牧业经营，要求农户必须具备家畜粪便的处理设施，处理费用由畜产农户个人负担。具有相当规模粪便处理设施的养畜大户，可以优先以较高价格售出堆肥制品。
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企业，由于不使用或基本不使用化肥、农药，农产品产量有所下降，但生态产品的价格远高于传统农产品，加之得到政府的各种生态补助，故企业总利润及人均收入均普遍高于传统农业企业。又由于采用休耕、轮作、施用有机肥的种植方式，提高了土壤肥力，故生态农业的产量有望赶上和超过传统农业。虽然目前生态农业的面积在全部农用土地中的比例尚小（欧洲仅占1%），但十多年来每年都以25%-30%的速度扩大，已经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
我国原本具有生态农业的优良传统。但由于人多地少的压力和重开发、轻保护，重GDP、轻生态环境等现实及观念方面的原因，现在的农业生态环境呈整体功能下降的局面。据国家环保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媒体公布：近十几年来我国森林覆盖率虽然逐年增加，但林地单位面积蓄材量却在下降，生态功能较好的成熟林不足30%；90%的草地有不同程度的退化，每年新增沙化土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2100平方公里上升到90年代末的3436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增大，江河断流、湖泊萎缩加剧；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量上限的2倍，平均利用率仅约40%；全国畜禽养殖场污染物产生量已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倍多，农业面源污染已上升为污染大头；2000年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出现不少典型的生态农业专项技术，如沼气利用技术、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食物链种养技术等。可惜皆推广缓慢，处于“星星之火，尚待燎原”的状态。
构建中国“WYT”现代农资流通服务体系──迎接世界“WTO”对中国农业市场的挑战
目前，我国家庭农场的模式主要有松江模式、宁波模式、武汉模式、延边模式、郎溪模式等。松江模式是以政府主导，通过顶层设计，以政府完善家庭农场之后向市场推出；而宁波模式则是自下而上推动，以当地经营大户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其自发组织注册登记，政府给予一定的引导而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模式。通过借鉴这两种模式，可对崇明家庭农场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
上海市松江区自2007年推出家庭农场，截至2012年6月，已发展1173户，经营面积占全区粮田面积的77.3%，户均经营面积7.607hm2，户均年收入10.1万元。松江区家庭农场是以同一行政村或同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家庭为生产单位，从事粮食、蔬菜种植或生猪养殖等生产活动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松江的家庭农场别出心裁，是高度“计划性”的“定人定产”农场，规模在6.67～13.33hm2之间，农场主是本地职业化的家庭成员，基本不超过3人，只从事粮食生产和养猪。这一模式有着非常科学的顶层设计优势，保障了粮食生产，保护了农村生态，培育了职业农民，真正做到了一举多得，并且便于管理；在引入竞争机制后，更能激发当地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当地粮食的高效生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宁波市就有家庭农场的雏形，出现了一批良田适度规模经营大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大户自发或在政府部门引导下，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以期寻求法律的保护和进一步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截至2012年12月，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家庭农场有295家，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有90家。宁波模式主要是由民间自发组织而成，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主要由经营大户自发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以得到法律保护。这一模式由农民自发而成，政府给予适当引导，更能为当地种植户所接受。
崇明作为上海都市农业的范本，是目前上海市的国家级生态农业示范区，是上海市农业土地资源最多、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也是上海市农业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据《崇明三岛总体规划（2005～2020年）》，崇明农业发展的重点是生态型现代农业，其农业功能定位是“现代都市型生态农业”。截至2012年，崇明县现有耕地面积50505hm2，农机总动力234611kW，农业生产总值586644万元，粮食总产量301378t，棉花总产量486t，油菜籽总产量3729t，农业从业人员13.95万人。目前崇明县高效生态农业得到持续稳定发展，国家生态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创建工作扎实推进，建成各级弄业标准化示范区95个，其中国家级示范区8个、市级示范区17个、县级示范区70个。推广机插稻面积0.787万hm2，占水稻种植面积的34.3%。切实加强设施菜田建设，建成3个千亩绿叶菜生产基地，完成5个市级蔬菜标准园创建工作，完成22万t绿叶菜供应任务。推进堡镇丰艺翠冠梨、庙镇鲜切花和长兴镇长丰葡萄等一批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申烨奶牛场和鳌山奶牛场等规模化畜牧场以及上海裕安水产养殖场等标准化水产养殖场的建设。推广商品有机肥2.5万t，秋季种植绿肥1.733万hm2，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0.913万hm2次。大力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夏收二麦秸秆机械化还田0.707万hm2，秋收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1.467万hm2。继续推进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工作，获得绿色食品证书12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证书4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1个。
崇明定位于生态立岛，就目前来看，发展家庭农场、实施规模化种（养）植（殖），能更好地控制农药、化肥等的使用量，使环境得到充分保护；发展家庭农场可以在政府指导协调之下，加大对循环农业的投入力度，以此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发展家庭农场对农业面源污染也能起到良好的控制作用，甚至可以改善原有农业的面源污染问题。为做好崇明家庭农场，使其更好地促进崇明生态农业的发展，现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对策建议。
由于崇明交通相对不便的特性，崇明农产品面临质优价低的境地，成为崇明发展农业的瓶颈，这是现有崇明家庭农场主的主要担忧之一。政府必须加大对家庭农场的政策倾斜力度，并积极发挥好“中介”作用，组织好农产品的销售，以此解决农业从业者的后顾之忧。
崇明土地由于历史原因，存在产权不清晰的问题，政府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制度，解决好土地产权的问题，以使土地承包顺畅可行。同时,推动小城镇化建设，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为进城农民提供平等的市民待遇，以实现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为土地适度集中提供保障。
农业产业化是指遵循发展农村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自然资源保护与其开发增殖的实现可持续利用相协调的原则,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当地生态区位优势及产品的比较优势,在农业生产与生态良性循环基础上开发优质、安全和无公害农产品,生态、经济和环境效益高的现代化农业产业。21世纪的现代经济及现代产业发展具有两大新特点,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知识化(包括信息化在内)已成为现代经济及现代产业发展的大趋势;二是世界现代经济及现代产业发展的生态化,这两大新趋势的有机统一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及现代产业发展的希望所在。生态型产业将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主流产业,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必然要顺应这种产业发展趋势。生态农业产业化基本具有农业产业化内涵,其发展类型同样主要表现在主导要素和组织载体的不同形态,农业产业化生产主体是农户,经营主体是企业经济组织或相关组织等市场中介组织,企业与农户有不同形式的利益联结方式,共同促进市场农业的发展,包括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主导产业带动与中介组织带动等多种组织形式,各组织间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享”的利益共同体。
生态农业产业化引导和组织分散的农户进入社会化大市场,将现代科学技术导入农业,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水平;重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重组生产要素,增加农业附加值,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引入现代农业的组织管理模式,在组织制度创新与完善中发展和壮大农户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实践证明,生态农业产业化如同农业产业化一样均可突破所有制界线,将国营、集体和个体融汇在一起,形成多组分、多方位和多层次的经营体制;其生产组织已突破行政区划的界线,形成跨乡、县、区、省甚至跨国的联合企业;管理技术已突破行业部门隶属关系的界线,将农、工、商、贸和科教诸行业部门连结起来;生产区域已突破城乡分割的旧体制,把城乡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城乡之间资金人才、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1~5]。生态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区别一是生态农业产业化应提倡产品生产与产业的多样化,通过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控实现结构的“柔化”。表现在一个区域范围,所生产的产品虽发展有主有次,但不仅仅拘泥于一个,而是多个,其目的是增强对外界经济环境(市场)风险的耐受性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二是生态农业产业化要把整个区域内的产品生产链条相互连接,形成原料到产品,废弃物变原料的资产业相互交织,资源高效利用,无废弃物或少废弃物的清洁生产网络,真正发挥区域的整体功能;三是生态农业产业化生产的产品应是健康安全化的无公害、绿色或有机农产品,在注重产品安全性的同时与名优特品牌战略相结合;四是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前提是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在倡导基地建设的同时侧重通过建立与规范三大体系,即环境友好(双赢)的生态农业技术与集成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链接的政策法规与有效机制的宏观调控管理体系,包括产品质量标准、生产技术规范、环境与产品监测网络、产品质量控制与监测体系,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接口、农民转化为工人的接口。
生态农业将农业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环境中，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注重生态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永续发展。
回归自然，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农业，必然对于一切自然生物持有“敬畏”之心，具有天然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人类自身对于人类生命存在、生命尊严、人生定位、人生价值、生命活动诸问题的关切、思考，并由此追求生命自由、超越生命痛苦。
“攀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仁”即是“爱人”。所以有人说“儒学即仁学”，由“仁”及“人”。孔子从当时殉葬的陶俑木偶中，感受到了一种无视生命的血腥，便深恶痛绝地斥责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
“生命意识”不仅仅是对于“人”的关爱，推而广之，对于一切生命都施以“仁”。在此方面，释道思想中更为突出些。
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意为人乃万物之灵，与天地并立，即“天大、地大、人亦大”。
同时，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另外，“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太平经》）可见，天地万物由“道”这一生命本体化生而来，各种生命体的表现形式虽不相同，然“一切有形，皆含道性”，本质归一，即是“道”。所以，不同生命之间是完全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皆一物”。
佛教思想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本质上是同一的。所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古尊宿语录》卷九）。面对众生，“一切佛法，慈悲为大”，“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视“大慈大悲”为佛法之本，在具体佛规中“不杀生”列为佛法戒律的第一条，而且宣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这种“生命意识”，由古代先贤传播张扬，浸淫积淀，于文化生活中予以多样表现，吟咏出一曲曲“生命”之歌。其中农业文化中，更是因天生与自然相关的优势，成为“生命”之歌的主旋律。
明代诗人高启长期隐居吴淞，常与农夫、渔樵交游。诗中牧童“拈笛”“唱歌”，“南陇东冈”，与牛相伴;“牛劳牛饥”，惺惺相惜。牧童与牛相濡以沫，共得其乐。
韭叶、春菘、蕨、芜菁、台、雏笋、乳茄、枸杞、莴苣等近十种蔬菜，形态各异，浓妆素裹，绿肥红瘦，味甘滋滑，可谓宋人舌尖的体验！
诗中的牧牛、菜蔬，有生命，有生趣，受到人的欣赏呵护，与牧童农人一同栖居，其生命存在受到重视、生命活动得以表现、生命价值获得肯定。
一位叫木村秋则的日本果农坚持几十年无农药栽培苹果的故事，时下广为传播，他的故事被写成一本书《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还被拍成电影《奇迹苹果》。
“一个切成两半的苹果，放了两年都不腐烂，只如枯萎般越缩越小，最后变成淡红色的干果，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这就是木村的奇迹苹果，不施农药、不用肥料，却广受日本人的青睐，据说木村的苹果多被日本政府作为国礼赠送给重要来宾。日本东京一家高档法国餐厅里总是人满为患，要预约用餐起码得等半年，而这里的招牌菜就是“木村的苹果汤”。
木村与他的苹果，不是普通意义上种养出售的功利关系，木村视苹果为与己相同的另一生命体，而且，木村与苹果，同病相怜，休戚与共，结成一对生命共同体。
“我是靠种苹果生活的，我之所以这么穷困，是因为我让苹果痛苦，是我在折磨这些苹果。”
“让你们这么辛苦，我真的很抱歉。就算不开花也没有关系，不结果实也无所谓，千万不要死去。”
在苹果开花的第一年，悲欣交集的木村带着酒来到苹果园，相邀果树，对饮酬酢……
木村的果园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各种微生物、蚯蚓、蚂蟥、蝴蝶、飞虫……宛如一个生态植物园。他还种植了大量的黄豆，改善果园土壤中氮肥的含量，让地面下的微生物变得丰富起来。
木村认为：“没有任何生命是孤立的。”他要恢复重建一个原生态环境，让苹果树自己坚强起来，抵御害虫的侵袭，而不是求助于农药化肥。
无独有偶，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和他的团队所做的有机生态农庄建设，可谓异曲同工。据资料，蒋高明的生态农场土壤里的重金属基本是零，农产品没有重金属超标问题，更没有农药残留。山鸡、燕子、蜻蜓、刺猬、青蛙、蛤蟆、蛇、蜜蜂、螳螂、瓢虫、屎壳郎等等久违的物种，重新回到了农田。生态果园里，20厘米土层之内，1立方米土壤有2000多条蚯蚓，而其他相邻农民地里只有0-50条。数据显示，生态农场的土壤有机质从0.7恢复到接近2%。地力恢复后，农场的试验田已于2011年，由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吨粮田。
木村的奇迹苹果出名后，日本很多评论说：那是富含“生命”的苹果。它不仅仅是苹果的生命，也是木村的生命。
木村的果园一角，竖着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警告虫子！如果你们继续在此肆虐，我将使用烈性农药！”
著名农业学家、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曾就不同农业模式下奶业生产中奶牛的命运予以观照：
在企业农业模式下，因其主要建立在信贷、工业投入、技术等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基础之上，通过扩大规模而进行持续扩张，农业生产高度专门化并完全面向市场，生产目标集中在利润的创造上，依靠现有的可用资源来生产更大的附加值。为此，以奶牛企业农场为例，选择高产的荷斯坦奶牛，在头两年加大奶牛的生产能力，追求非常高的产奶量，但是之后产量会逐渐减少，奶牛可能在第三年或第四年被淘汰或者取代。由于生产压力大而导致奶牛产生乳腺、生殖和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更加重了它们的淘汰趋势。在逐利的企业农业眼中，奶牛，业已被贬低为一种“丢弃型”产品。
而通常一头奶牛会在畜栏里生活10-12年，有些奶牛生产周期甚至可达15-17年。企业农业对奶牛生产周期的压缩，造成了多方面的退化：奶牛变得更加脆弱;肥料的质量也在退化，有机肥变成了对土壤生物和土壤肥力十分有害的废弃物;牛奶也在退化，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具有抗癌作用）含量在逐渐下降，有用的微生物菌群越来越多地被过滤掉，脂肪被均质化，进而诱发肥胖。
在小农农业模式下，以生态资源的持久利用为基础，旨在保护和改善农民生计，以多功能农业（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为主，生产目的是服务市场以及满足家庭与农场再生产的需要。小农农业生产，充满对自然、生命的尊重，生产置于自然之上（健康持续），更节约型（环保），精心照料奶牛等农业对象，不会强制它们过度生产，量力而出;更不会将之随意丢弃。在小农农业心目中，大自然、农业对象都是有生命的，他们之间是一种亲密的合作和共生关系。
有一段网上流传甚广的视频，拍摄的是德国莱茵贝格“解救奶牛俱乐部”，放归一家农场中不能再生产的奶牛回到大自然的场面：
牛圈的栏门打开了，二十几头牛缓缓从门口走出，它们步履缓慢，对这种放行，或许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慢慢地脚步开始快了起来，顺着路走下去，走向不远处的原野……在进入原野的一霎，领头的牛还是犹豫了一下，似乎再次确认发生的状况，以免误判。然而它们还是瞬间就继续前行了――奔向大自然！
最令人惊奇感动的一幕出现了：这些被圈在农场里生产了许多年、如今终获自由的牛，在自由的原野上，欢快地奔跑，率性地撒欢，悠然地踱步，用脚掌感触着原野泥土的松软，用脖子摩挲着青草的柔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