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从司令员任上退下来的，婉拒了上级让自己去北京任职的建议，而是去了南京养老。
南京，这座新中国唯二的以“京”命名的城市，自古就是国家的战略要地、政治中心。自建国以来，这里先后成为、东部战区的驻地。
而上将，则从1955年开始担任司令员，直到1973年才调到任司令员。再加上他还担任过三年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工作地点也是在南京。
仔细一算，在南京一共工作了21年之久。在此之前，他从未在哪个城市会待上那么长的时间，这也是他为何要选择来南京养老的原因。
的住处是中山陵8号，这是一栋民国时期的黄色小别墅，曾经住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而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
这里环境清幽，位于中山陵之西、梅花山之东、明孝陵之南的一处山坳之中。占地虽不大却地势平坦，临河虽不深却清澈见底。
院内栽种着两棵大梧桐树，院外则是绿树成荫。住在这里的时候，过上了田园生活，在院外养鸡养鸭、养猪养羊，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别有一番乡野风味。
不仅如此，还利用院外的桑树养起了蚕。另外，他还开辟了一亩地种水稻和小麦，耕种也是亲力亲为，施的是农家肥。
将军曾经去过少林寺习武八年，自幼面容黝黑，母亲给他取了个乳名叫“三伢子”。
他性情刚烈，心直口快，又兼有一身好武艺，再加上脸上胡须比较多，军中好友就给他取了外号：“猛张飞、活李逵。”
那个时节，大别山的人家都会在自家酿酒，以作平日里待客之用，或者农忙时也会喝上几口。
因此，从小就学会了喝酒。长大后更是酷爱饮酒，且酒量极大。他有一句名言，即：“冷酒伤肺，热酒伤肝，没酒伤心。饭可以不吃，酒不能不喝！”
红军时期，军中有规定：“官兵们在战前一律不得饮酒。”可唯独不在此规定之中，他每次战前必会饮酒，之后便奋勇杀敌，常常一鼓作气地取得了胜利！
对此，有其他将领不服气地问红四方面军首长：“为何能喝酒，我们却不可以喝？”
曾经多次出任敢死队队长，喝完送别酒后，便手提大刀带头冲锋，勇猛无人能敌！
根据党办秘书王宣言的回忆，喝酒时喜欢劝酒，而且还有不同的话术。
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多数战友都不得不喝酒了。见状，又笑着说：“明明能喝酒，却弄虚作假，罚酒三杯！”
在待客的时候，大多数是用自己准备的菜肴。蔬菜就用自己种出来的，纯天然无污染。至于荤菜，一般都是他打猎得来的猎物，然后交给厨师烧制而成。
午饭时分，他来到了食堂参观，发现战士们吃得是南瓜稀饭，便问道：“大家吃得饱不饱？”
闻言，几步上前夺过了锅铲在锅里搅和了几下，立马生气地说道：“你们骗人。”
连长回答道：“报告首长，中午吃稀饭可以睡三小时。晚上值班站岗的时候，就得吃干饭了！”
一下明白了过来，叮嘱道：“再怎么样，也要保证战士们吃饱饭。不然的话，站岗吃不消的！”
1964年冬天，跟团访问阿尔巴尼亚，返程回国的时候偶然感风寒，正好又途径上海，索性就留在了华东医院看病。
医生先检查的口腔，让他张开嘴，然后又把压舌板轻轻伸了进去。猛然一惊，立马推开了医生的手，愤然离去。
医生也有些懵了，一时之间没搞清楚状况，正在惶惶不安的时候。很快，的秘书特意跑了回来，安慰医生道：“没事，许司令员就是以为压舌板是凶器，这才起身离开的！”
很爱拍照片，每次下部队检查都会带着摄影记者。工作完毕后，他就招呼大家一起聚过来拍照。不管是干部还是士兵，或是军人的家属，只要想和他合照都可以。
而在的家中的墙壁上，除了挂了一幅总政治部印发的《奔马图》外，其余的都是他本人在各个时期的照片。此外，还有一些和教员、朱老总、少奇等人的合照。
有客人在参观完他的卧室后，不由地惊叹道：“就好像走进了小型摄影展一样！”
出生在大别山，自小满山遍野地追着野鸡野兔跑，逮到后就拿回家交给母亲炖着吃，以此来改善生活。
某一年，一名干部在打猎时被误伤而不幸身亡。为此总部特意下发了通知，规定副师以上的干部不允许打猎。
通知到达这一层后，特意批示道：“打猎不可以，打鸟可以！”即上山打猎不可以，路边打鸟可以。
有一次，去了下辖的加禾农场视察工作，眼见野鸭众多，不由起了打猎的兴致。
最终，的枪法还不错，一共打了15只的野鸭。农场场长上前祝贺道：“许司令员好枪法，佩服佩服！”
听了这些赞誉，却没有开心地起来，他板起脸严肃地问场长：“你这儿是种水稻的还是种野草的？这么多野鸭子在这儿，我看你是不想干了！”
由此可见，的观察能力和思考问题的能力确实很强。在娱乐放松的时候，仍然不忘关注下属的工作情况，令人佩服不已！
在一次建军节的庆祝宴席上，酒酣之际，当众唱了几句京剧《老黄忠》的台词，赢得了满堂喝彩！
钱钧的老家也位于大别山脚下，地处河南、湖北的交界处，和的老家属于隔壁县的关系。
而且，钱钧也在少林寺学过武艺，他13岁入少林，18岁出师下山，一共在少林寺待了5年，而则待了8年。
后来钱钧又进了红四方面军，先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骑兵团团长、胶东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等职务。
巧合的是，也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骑兵团团长、胶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只不过是在钱钧之前。
后来，长期担任司令员，和副司令员钱钧是工作中的好搭档、生活中的好朋友！
退休后，经常去找钱钧聊天。两人都有些耳背，经常扯着嗓子喊半天，也听不清对方在说啥，但两人依旧是聊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又和钱钧聊了一个多小时才动身离开。回去的路上，问秘书：“钱司令员刚才说了啥？”
有人问他为何这么做？回答道：“在我的老家有一种风俗，倒挂扫把可以避邪气、保平安，进而百病不生！”
1979年10月，给身在老家的长子许光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夹带了50元钱。信的内容这样说道：
“黑伢，给你邮寄了50元钱整。这50元是留给我办后事用的，你用它给我打一口棺材。我死了后不要火化，要埋到家乡去。活着报效祖国，死后孝敬父母！”
1985年，去世后，经过上级的特别批准，他被土葬于大别山母亲之坟旁边。